开篇还是得从备受关注的“2023年跨境电商综试区考核评估结果”引题。

城市的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不仅是其跨境电商产业发展实力的象征，还体现了其在全国乃至全球跨境电商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从此次入围第一档的综试区名单中，能够看到有6座城市在2023全年的跨境电商交易额都超过千亿，而青岛、苏州、重庆、厦门4座城市去年的跨境电商规模则位于百亿规模区间。

其中，青岛2023年跨境电商规模距离千亿目标仅差150亿元，而苏州去年全年的跨境电商交易额只有124.7亿元。当然，这不是2023年第一档城市分布的特例，在连续三年的考评中都存在这样的结构特点，如2021年入围的厦门（85.5亿元）和南京（313.8亿元），2022年入围的苏州（167.2亿元）和长沙（291亿元）。

鉴于跨境电商数据统计的复杂性，纵然各地公布的跨境电商交易额数据口径可能不一致，但单就公布数据对比而言，第一档城市能够呈现如此的分布特征：一方面，能够体现商务部门对于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考评，并非“唯交易额论英雄”，而是在充分考量各地资源禀赋、经济产业基础、对外开放等因素的基础上，公平公正、务实有序推动各地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

另一方面，观察历年第一档城市当期跨境电商交易额的增长情况，能够发现除2023年苏州综试区的跨境电商交易额呈负增长外，其他城市考评年度的跨境电商交易额均为正增长（2022年厦门未公布跨境电商交易额，但其对外公布的跨境电商销售额数据呈正增长，同比增速为15.38%），且跨境电商交易额向头部城市集中的特征日益明显。

在全球通货膨胀、经济疲软的2023年，本就拥有高基数的深圳、上海、广州3城仍呈现出远高于全国的增长态势。

其中，深圳跨境电商交易额仍能呈超70%的同比增速，交易额占第一档10座城市的1/5；上海、广州2023年交易额增速也分别达到了45.7%、42.53%，分别高于同期全国交易额增速30.4个、27.23个百分点，发展增速甚至远高于拥有小基数的苏州、重庆等地。

出现这样的反常情况，一些产业基础深厚、外贸实力强劲的地方估计都倍感“冤屈”，为何该出的配套政策支持一条不落、推动开展的跨境电商+产业带贯穿年尾，直接或间接参与跨境电商的企业数量虽然在稳步扩大，但伴随数据流失而日渐“消瘦”的交易规模数据，让有关部门百思不解。

针对“跨境电商出口数据流失”问题，去年一些省市也与我院有所交流，他们在深入调研分析后提出，“跨境电商主体结构不均衡、工厂型企业居多”“跨境电商卖家规模小”以及“本地货代企业数量少”等原因是造成其数据流失的关键。

但是，跨境电商出口数据流失——这个非常普遍且困扰综试区城市多年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的？以及还有哪些原因是卖家们真正的难言之隐？本文就由此展开。

在正文开始之前，需要介绍几组与跨境电商数据流失有关的概念。

1.报关行&货代公司&外综服企业。报关行与货代公司都是各类进出口贸易场景中的重要组成，但是二者在业务上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货代企业：主要从事“签发运输单证、践行运输合同”这类事宜。在货主的委托下，帮助货主代办租船、订舱、配载、缮制有关文件、报关、报验、保险、集装箱运输、拆装箱、签发提单、结算运杂费等。货代的业务处于“货主与承运人”之间。

当然，货代公司并不是对以上业务均大包大揽，一些业务要求货代在持有相关证照的条件下才能够开展，如国际货运代理、进出口收发货、国际船舶代理、无船承运、报关、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等，因而货代按照自身实际分别处理以上“一项”或“多项”业务。

报关企业：为帮助货主的出口货物通关、处理各类必要单据。报关行的业务则处于“货主与他国海关”之间。由于各国的通关流程、限制及要求各不相同，国际货物的各类单据与表格也异常繁琐，因此为避免因报关环节出错导致货物进出口延误，通常在企业不具备设置专业报关部门的前提下，往往会委托专业报关公司代理。

在2014年之前，从事进出口报关的专业人员是需要拥有“报关员资格证”并进行备案，直到海关总署公告2013年第54号（《关于改革报关员资格管理制度的公告》）对管理制度进行改革，2014年起才取消了报关员资格核准审批，对从事报关岗位的人员不再设置门槛和准入条件。目前现存与报关员有关的考试仅有关务水平测试。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主要向中小型生产企业提供代办报关报检、物流、退税、结算、信保等外贸相关服务。按照2017年10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完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办理出口货物退（免）税有关事项的公告》要求，外综服企业首先需要符合商务部等部门规定的综服企业定义，并向商务部门申报认定后，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2.自理报关&代理报关。跨境卖家数据流向的关键性因素就是其选择的是自理报关还是代理报关。

自理报关：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自行办理报关手续。自理报关的企业必须拥有对外贸易经营权和报关权（海关备案），需要拥有并向海关报备自己的报关人员信息，拥有报关所需的办公场地技术设备等。

代理报关：指具有代理报关资质的报关或货代企业，接受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的委托，代理其办理报关手续的行为。代理报关根据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又可分为直接代理报关和间接代理报关。其中，直接代理报关是指报关企业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以委托人的名义办理报关业务的行为；间接代理报关是指报关企业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以报关企业自身的名义向海关办理报关业务的行为。

3.单抬头报关&双抬头报关。“单抬头报关”和“双抬头报关”是‌匹配自理报关和代理报关的两种模式‌，它们在报关单上的信息填写、适用情况、以及税务处理上有所不同。

单抬头报关：指企业出口货物报关单中，“境内收发货人”与“生产销售单位”为同一家单位。

双抬头报关：指出口企业在填写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时，在“境内收发货人”和“生产销售单位”栏，填写了两家不同的单位。

其中，“境内收发货人”栏目应当填报在海关备案的对外签订并执行进出口贸易合同的中国境内法人、其他组织名称及编码；“生产销售单位”应当填报出口货物在境内的生产或销售单位的名称。

以上两种方式都是以清单核放、汇总申报的方式进行申报，申报主体责任在于“境内发货人”，两者的差异在于“单抬头报关”类似于自营出口，而“双抬头报关”与代理出口相似。

同时，两者在出口数据、退税和外汇方面的差异在于，“单抬头报关”模式下，出口数据、出口退税以及收结汇均由出口企业自主进行；而在“双抬头报关”模式下，实际出口单位作为生产销售单位，仅能够进行出口退税申请，并且需要有代理企业出具的“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出口数据则留存在代理企业，收汇也需要由代理企业负责。

影响跨境电商卖家数据流失的原因很多，如自理报关门槛高、代理报关不合规、工厂型卖家话语权缺失等等，但要说最主要的是哪个，非“卖家合规报关意识不足”莫属。

在今年初，笔者曾在“2024开年的跨境电商，从合规开始”一文中曾提到，随着我国跨境电商由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合规”如影随形，成为行业发展绕不开的话题。

在此次2024年跨境电商综试区现场会上，商务部也首次对跨境电商合规发展作出了明确。会议强调“要不断提升跨境电商合规经营水平，强化行业自律，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决定卖家出口数据留存的两个关键因素：

一是卖家需要拥有进出口经营权。在2023年之前，从事跨境电商的卖家，如果想让自身拥有进出口经营权，需要在完成工商管理部门（即市监部门）的“企业营业执照”后，至所在地商务部门进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备案”，并按照海关备案要求完成“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备案。

遗憾的是对于这一关键性政策，彼时大多数卖家都不了解，至此多数卖家从根源上就已经丧失了数据留存的权利。

好在2022年12月底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对外贸易法》的决定，删除《对外贸易法》中关于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的规定。

对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只需要在其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中有“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等业务内容体现即可（具体视各地要求而定），之后进行“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备案即可。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随着跨境电商9610/9710/9810等相配模式的落地，从事跨境电商且想要自主申报的卖家还需要在海关进行“跨境电商”企业备案。

二是卖家需要拥有自理报关权。拥有自理报关权的卖家需要在具备进出口权力的基础上，拥有自己的报关人员，并将报关人员及卖家信息在海关进行报关企业备案。之后，为了实现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合规闭环，卖家还需要在电子口岸办理入网申请，获取“企业法人和操作员USB Key”，随后再至银行和税务局分别办理“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和“出口退（免）税备案”，用于自主办理出口退税以及收结汇。

除此之外，早期大部分跨境电商卖家主要的出口物流渠道采用的是邮快件方式，而我国海关对“进出境快件”的监管办法中要求“办理进出境快件报关业务的企业，不仅要拥有专用的运输车辆、境外合作者运输合同以及境内外快件运输网络、境外分支机构或代理人，还需要具备国际货运代理企业资质、取得邮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国际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资质条件”，该办法的执行意味着以邮快件渠道出口方式，有且仅有间接代理报关模式可供选择。

综上，虽然卖家合规意识淡薄是现实，但客观来说，对多数卖家而言，我国进出口业务中自理报关门槛之高、流程之复杂，也是造成跨境卖家对自理报关“有心无力”“望而却步”的核心。

1.小微卖家“重利润轻数据”。基于跨境电商线上交易、轻资产运营，并且以中小微卖家为主的特点，素来有“蚂蚁雄兵”的代称。

在小微卖家的发展初期，其关注点往往在学习平台繁杂的运营规则、乐此不疲的选品上品以及产品推广，能够快速出单，并在服务商的帮助下，实现出口商品低成本、高效无误交付，对卖家们来说就要“烧高香”了。

也是基于这样“朴素”的目标，加之跨境电商平台对卖家的注册要求中，并未对出口资质作规定，故而多数卖家在取得营业执照后，就“上平台、开店铺”，开启“跨境之旅”。

在出单后，多数小微卖家会在对比多个货代报价后，选择成本低、时效相对有保障的服务商进行合作，并且在委托货代负责后续商品交付的全流程后，就将商品信息和货物包裹交给货代，对于货代如何进行后续的清报关，卖家们可以说毫不关心且一无所知。

在此过程中，一些货代企业也正是抓住跨境小微卖家“重利润轻数据”的心理，专门针对“无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卖家风险意识淡薄”“出口商品货值小或无退税”“卖家商品采购时进项发票缺失”“寻求低价报关服务产品”为特征的卖家，“量身打造”了“买单出口”这种不合规报关的模式，通过伪造进出口单据或冠以其他公司主体名义出口，并以此滋生出一条以骗税、逃税、逃汇为目的的“灰色产业链”。

总之，这种情况下意味着大批小微卖家的货物出口后，完全不清楚自身出口数据的具体流向，而这也是各地都存在的普遍情况。

2.腰头部卖家以财税筹划为先。与小微卖家相比，部分腰头部卖家因企业发展需要，具备一定的合规经营和出口数据自身留存意识，并且在后期发展过程中，也会因融资上市等需要，主动寻求券商、律所、审计等部门的合规风控建议，并及时调整优化。

虽然并不是家家都有设置专业报关团队或部门，但基本上，大部分卖家都会主动获取进出口经营权，通过跨境电商模式出口的卖家，还能够及时办理跨境电商企业资质。

通常来说，腰头部卖家的出口业务规模相对较大、所售的出口商品种类也较为多元，为了实现整体利润的最大化，卖家主要采用海外仓和邮政包裹两种模式，此外国际专线和国际快递也作为第二选择，以应对爆仓、备货不足、退换货等情况。

在行业早期及各类模式杂糅的阶段，腰头部卖家固然相对了解出口数据留存的重要性，但在用户评价、店铺权重以及利润面前，会首先选择确保自身长远发展的利益。

如某券商机构对跨境电商大卖赛维时代的分析报告显示，早期，赛维时代的出口模式主要为一般贸易和邮政小包两种。

其中，一般贸易模式下，赛维时代通过其境内子公司华成云商向供应商采购，而后销售给境外子公司，出口数据收录至其子公司华成云商；但在邮政小包模式下，由其境外子公司香港兰玛特向国内供应商采购，再委托中国邮政或其代理商等办理海关申报事宜，将商品运送至海外消费者，因境外子公司作为名义出口企业，出口数据不能纳入赛维时代。

赛维时代邮政小包利用境外子公司作为出口主体的筹划，虽然利用了香港主体所在地“不征收增值税”的避税政策，但邮政渠道出口因不涉及出口退税，且在采购环节的合同等均为真实单据，并据此依法依规进行其本地会计核算及税务处理。同时，彼时同行业上市公司如华凯易佰、天泽信息等均采用同样操作。

当然这是在当时跨境电商各项政策体系尚不健全背景下的通行做法，随后在跨境电商相关配套模式和政策落地完善，以及腰头部卖家们的发展壮大，基于其合规上市等需要，会主动优化自身出口数据缺失等问题。

在该报告中也提到，随着跨境电商9610模式配套政策陆续出台完善，赛维时代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转换为跨境电商9610模式，作为出口主体的境外子公司也调整为深圳晒布、苏州赛鼎供应链等境内子公司。

总之，赛维、易佰等企业案例也是在发展壮大后，出于上市需要，在辅导期券商、审计等机构介入后才进行业务合规性优化，国内势必有一些距离上市目标较远的腰部卖家，在利益最大化驱动，以及“双清包税”引发货代爆雷的当下，心存侥幸的游走在“灰色清关”等不合规报关的边缘。

在跨境电商卖家主体数量方面，我国大多数城市显然不能与由市场推动行业发展的深圳、广州、浙江等先行城市相比，作为跨境电商卖家们背后的供应链工厂，几乎是多数城市的跨境电商“底色”。

一方面，“实体制造业”的“底色”，塑造了数以百万工厂主的“一生只做一件事、甘当送水人”的“外贸产品思维”，从而陷入“供应链工厂”定位而不自拔，对跨境电商是企业转型、海外品牌构建重要性的认识严重不足。

另一方面，在工业体系完整、品类齐全的我国，部分工厂常常陷于“被替代”的“危机感”中，因而即使工厂自身已经具备进出口能力，也会碍于对C端用户的需求洞察以及海外营销、品牌建设经验不足等原因，为避免“机器一响、黄金万两、货物滞仓”，继而选择配合迁就跨境电商卖家的报关要求。

甚至不乏一些拥有进出口权的工厂，其进出口资格的获得仍旧是为了配合跨境电商卖家要求。此外，也不乏会有一些对出口数据较为敏感且拥有话语权的工厂，希望将数据留在自身，但却苦于不了解出口数据留存的关键，从而造成自身出口数据的被动流失。

如，身披“全国排名第四的外贸大市”、“国内制造业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善的城市之一”、“货代报关企业拥有量位列全国前十”众多“荣耀”的苏州，此次却仅以占全市外贸总额1/200的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再度“登顶”第一档榜单。

在巨大差异的背后，想必既有苏州工厂型企业面对更为复杂的跨境电商踌躇不前、无从下手的主观原因，也有其作为坐拥9座机场的全国经济第二大省份，但号称最强地级城市的苏州，却一直与机场“无缘”的客观原因。总之两项叠加，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本地企业跨境货物出口产生了一定影响。

但，也正是苏州未来的巨大发展空间，才使得苏州地方领导在危机感和紧迫感面前能够踌躇满志，在专门召开的跨境电商发展大会上，提出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启动实施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全力打造跨境电商发展强市。

如果说此前跨境电商卖家出口数据的流失，在一定程度上主要受制于跨境卖家们主观因素的影响，毕竟彼时跨境电商行业不论是在市场层面亦或是政策制度层面，都因初期不完善不规范，从而出现“彼时客观条件不满足不允许”。然而，自从Temu、SHEIN、速卖通、TikTok Shop为代表的中国电商“四小龙”“闹海”以来，跟随电商平台出海的跨境电商卖家，其数据留存问题就彻底转为客观因素居上。

去年以来，跨境电商行业兴起的“全托管之风”，将以往跨境电商卖家需要做的工作化繁为简为“仅供货”，在推款、寄样、审核通过后，卖家们将商品交付至平台指定集货仓后，后续的运营、物流、履约及售后等服务则由平台方负责。

全托管模式的出现，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内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门槛，给许多此前曾未出海或不懂运营的卖家、工厂“打开了一扇窗”，但其模式也意味着此前能够自主进行出口报关、留存出口数据的商家，将不得不放弃自身数据。

甚至在全托管模式兴起之前，一些电商平台如Shopee等已经走上了“内卷”之路，早早在国内义乌、东莞等地布局国内中转仓，选择Shopee官方物流的卖家，可以在出单后再进行商品采购，随后将商品交给货代打包后寄往Shopee官方的中转仓，通过集约化、规模化的物流运输，精准把控和提高平台物流服务时效，打造平台口碑，与全托管物流模式如出一辙。

同样，此时跨境卖家的出口包裹报关等流程，也不再由卖家或其货代服务商所决定，而是取决于平台合作的货代服务商。

总之，中国电商平台的海外崛起，叠加全托管模式的盛行，在加剧货物集约化、规模化运输的同时，电商平台也成为掌握整个跨境电商生态链的核心和数据源头，进一步主导和放大了跨境电商数据申报向少数集中的趋势。

同时，或许深陷“低价门”的电商平台们，对于日均海量出口包裹的具体出口报关模式及详细的数据流向，电商平台与跨境卖家一样，也做不到事无巨细。

以上的长篇大论中，大家应该能够发现，除了拥有进出口权的卖家、有明确进出口数据留存意识的卖家，能够自主的掌握自身出口数据流向外，大部分卖家、工厂等都不能够掌握自身数据留存与否，而不管是早期卖家摸索出海，还是在当下平台推动下“走出去”，出口卖家都离不开货代、报关以及外综服企业。因而，货代报关、外综服等代理企业才是决定跨境电商出口数据流向的关键所在。

在外综服企业方面。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全国共有超1500家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但由于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主要由各地政府认定，大体上仍旧是各地货代和报关等企业中评估筛选而来，因此本篇不对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做单独分析。

在货代报关企业方面。根据有关机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货代和报关企业的注册量，以1990年为分界点，之前每年仅有不到20家企业的注册记录，之后注册数量才明显增加，货代和报关企业注册数分别在2005年、2013年突破了1000家。由于不同城市和地区在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对外贸易依存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形成了我国货代和报关企业分布与全国外贸发展情况呈正相关的现状。

截至2024年一季度，我国共有47492家货代企业和42437家报关企业。其中，货代企业总注册量排名前5名的省（市、区）分别是上海（10932家）、广东（8071家）、山东（5425家）、浙江（4657家）和天津（3412家）；报关企业拥有量排名前五的省（市、区）分别为广东（11917家）、山东（3979家）、上海（3115家）、浙江（2881家）和云南（2073家）。

广东、浙江、上海和浙江在货代和报关企业数量方面均领先全国其他省份。同时，近三年货代及报关企业新增注册量前三的省份分别是广东、上海、浙江和广东、山东、云南，广东省是近三年货代和报关两类企业注册量均最高的省份。

此外，从各省持牌的货代和报关企业总量中也能够看到，广东、上海、山东依旧是持牌货代和报关企业的集聚地，内陆省份尤其报关企业的持牌数量相对较少。但各省的绝大多数货代企业都能够拥有国际货运代理企业资质，也有部分省份的报关企业并未获得报关权资质。

具体到各城市货代和报关企业注册数量排名情况，其中，上海、青岛、深圳、天津和宁波分别位列全国货代企业注册量Top 5，深圳、上海、广州、青岛、天津则是全国报关企业注册数的前五位。沿海和沿边城市（地区）近三年在两类企业新增注册方面的表现突出，结合近三年各省两类企业新增注册情况，广东企业近几年的注册数目增长主要来自深圳市。

大体上，城市货代报关企业的拥有量对其跨境电商规模有一定的拉动作用。观察此次入围第一档的跨境电商综试区城市，能够发现几乎所有城市货代及报关企业拥有量都位于城市榜单前30。纵然在今年海关税务清查和追缴行动中，华东、华中地区货代作为“重灾区”，基本保持“三天一小雷、五天一大雷”的现状，但因其基数大、底盘稳，总还是“瘦死的骆驼”。

讲完了货代报关企业分布不均，也许大家会有疑惑，基本每个城市都会有货代和报关，如果本地的跨境电商卖家都找本地货代报关企业合作，那么也不会造成如此大的差异，为什么卖家们要舍近求远寻找异地货代合作？

这是因为跨境电商卖家在选择报关、货代等服务时，主要基于其服务价格及时效对比，货代报关集聚更为丰富的沿海地区和城市，同行间内卷程度远比内陆城市激烈，相关服务产品的价格也比内陆城市更具竞争力，其所提供的产品更加适应多元化的卖家需求。

如，无论是采用航空物流亦或是海运物流的卖家，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地都有更加丰富且满足需求的航班航线和海运产品可供选择，而在内陆城市的选择则较为单一。去年以来，中国电商“四小龙”掀起的“全托管”浪潮席卷全球，不仅带动了航空物流需求的暴涨，亚马逊等电商巨头纷纷布局自建航空物流网络，同时，也使“货运航空+机场”成为各地争相加码、竞逐未来的重点。

而此次入围2024第一档的城市中，除苏州外，其余9座城市机场在2023全年的货邮吞吐量，均在10万吨级以上，位列全国机场货邮吞吐量TOP 30榜单。

同时，沿海城市基于自身的外贸基础好、规模大，在进出口通关监管经验方面可谓“见多识广”。

如，2023年上海以浦东+虹桥双机场超380万吨的成绩，成为全国机场货邮吞吐量排行的TOP 1，其全年保障的跨境电商货物运输35万吨；以200万吨位居全国第二的广州白云机场，国际及地区货邮量占比近七成；杭州机场国际货运量达到17万吨。

反映在与内陆地区对跨境电商的监管方面，就是其监管包容度和创新性，通关便利化和时效等方面，也显著优于内陆。

以近几年市场增速明显的跨境电商锂电池相关产品为例，因含锂电商品种类多、数量大，以及无法像大宗货物提供航空鉴定报告等原因，导致大部分锂电类货物均须转道境外，从而出现国内跨境电商锂电产品运输成本高、运输不畅等问题。

针对该难题，广州在白云国际机场试点推进跨境电商含锂电航空货物出口，不仅搭建了“全球跨境电商带电货物数据服务平台”并启动了实货测试，并联合南航举行了含锂电货物首航启动仪式。同时，在试点带电货物运输的基础上，广州将“全球跨境电商带电货物数据服务平台”范围扩展至化妆品、弱磁类消费品货物，构建跨境电商敏感货物集散分拨中心，为跨境电商敏感品货物出口“走出去、卖全球”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服务保障。

除此之外，虽然不少地方出台有针对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额的扶持政策，但对出口卖家所属地有作限制，且针对卖家使用较多的跨境电商9610模式，不适用通关一体化政策。这意味着想要获取本地扶持政策，需要使用设立在当地的公司抬头进行申报且在当地验放，而多数卖家的货物并不都在当地，且内陆地区报关后需要使用海关专用监管车运输至口岸，一定程度上反而造成了物流成本的增加。

最后总结一下，由于跨境电商出口报关环节较传统外贸复杂，占比较大的小包直邮和海外仓备货模式下的税务处理更是尤为复杂，因此造成影响各地跨境电商卖家数据留存问题的原因异常复杂，本文所提及的仅仅只是一部分共性原因，也有一些具有典型性的因素。

如，越发激烈的产业发展竞争下，跨境电商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往往有很多地方在争取，各地纷纷陷入拼补贴、拼资源的“旋涡”，助长了少数企业“短期套利”心态，衍生了一些乐于在各地间“腾挪”出口数据的“候鸟式”跨境电商卖家和货代服务商；

还有的企业因作为被招商企业入驻某地或园区，与园区运营方等签订有对赌协议，而考核目标就是拉动本地出口的贸易额，那么卖家也会选择通过下设子公司、留下“过路”数据来实现这一目标；

注册在境外、供应链仍在国内的跨境卖家，通过境外公司主体直接与境内供应链工厂签订采购合同，备货至海外销售的模式；

也有一些品类多、总额小、货值低的跨境卖家，利用市场采购贸易方式（1039）进行商品出口。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至少有50%左右的跨境电商货物依然是以快件报关、市场采购、一般贸易等方式在进行出口的通关申报。

总之，复杂的贸易形式，也是造成我国跨境电商行业数据统计难题的症结所在。

要说有哪些好的措施来推动本地外流数据回流，就不得不提深圳综试区的做法。

深圳作为全国公认的“跨境电商之都”，其2022年全年的跨境电商交易额仅1900亿，不足当年全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的1/10，不仅与行业共识不符，同时也低于宁波2005.6亿元。

2023年12月，深圳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深圳阳光化公共服务平台和综合服务平台”，在帮助跨境电商卖家合规获取采购进项发票，完成出口贸易收汇和出口退税的同时，在帮助提高全市跨境电商提升报关规范性、数据纳统和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2023年全年深圳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3000亿元，同比增幅超70%，增速位列第一档城市之首。其中，阳光化公服平台的总贸易额达400亿左右。

虽然不知道深圳阳光化公服平台在推动合规报关方面的成功做法，是否会向其他城市推广复制，但总归是值得各地学习借鉴，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没有什么好办法，毕竟每家企业数据流失的情况可能各不相同。

不似电商平台作为护航卖家出海的载体、跨境电商物流的顶级集成商，既能够直接影响跨境卖家出口模式，且能够倚仗货源的高集中度和流量“霸权”而令“货代”。

而各地也不都是浙江，无法比肩拥有全国2/3跨境电商进出口平台的杭州，无力超越义乌塑造的“深圳卖、周边产、义乌发”的超强物流汇集能力，更无底气提出万亿规模的目标口号，地方政府所做对卖家产生的影响终究有限，“用脚投票”才是市场化经济发展的底色。

硬要说有什么建议的话，那么笔者认为最简单的办法是从腰头部卖家入手，这类企业本身就有这样的诉求，政府如果能尽早告知其利害，对于企业而言应该能够避免走弯路，同时或许能够获得政府相关的支持政策，双方共赢没什么不好。

除此之外，就只有笨方法，既要培育和扩大本地货代和报关、外综服等企业主体规模，同时要支持其发展壮大或在某个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毕竟近几年有关于“货代跑路”以及“货代暴雷”的新闻屡见不鲜，美国T86清关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未来物流货代行业门槛将不断提高，而选择可靠、稳定的货代服务商因关系卖家“存亡”，总归是每个卖家的夙愿。

最后要做的就是借助协会等机构作用，加大合规宣传力度。尽管国内跨境电商已经发展十余年，各地论坛、峰会、大会、展会等活动铺天盖地，一度成为重点清理对象，但的的确确仍有大量的卖家以及工厂是不了解、不关注行业政策，需要通过不断地知识普及和宣传，从而引导卖家逐步建立合规经营意识。

总而言之，虽然关乎出口数据留存的问题很多、难度很大、道阻也长，但随着卖家规模逐渐发展壮大，叠加行业日益规范的生态，腰头部卖家合规意识日渐提高，相信跨境卖家出口数据流失现象总归是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