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2020年，特朗普任职美国总统，执政期间，在减税、强硬贸易政策、加大外交军事布局、放松金融监管方面，通过立法、签署行政令、人事任命等多种方式取得较大进展，并先后宣布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其影响力对世界经济格局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与我国的关系也处于微妙之中。特朗普一直奉行“美国优先”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其执政期间的主张政策，在其对外贸易活动中产生较大影响。

一是不断挑起贸易战，阻碍经济全球化发展。为维护美国经济利益发展，特朗普政府刚上台就打着“公平互惠贸易”的幌子，对各国贸易发起无差别攻击，对加拿大软木产品征收反补贴和反倾销税，迫使韩国修改市场贸易规则，在七国集团峰会中对相关贸易问题表达强烈不满，对中国进口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导致全球经贸秩序混乱，加剧全球经济格局的动荡。

二是退出或重新谈判区域贸易协定，打乱全球贸易格局。特朗普政府对全球贸易规则体系进行重新评估，多次质疑多边贸易体制的合理性，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2018年美国政府终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重新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持续破坏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贸易规则，美国以优先满足自身利益的行事方式不断冲击国际体系，严重破坏多边贸易合作机制，对全球市场经济产生诸多不稳定因素。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削弱了对环境保护方面的力度，夸大了环境保护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阻碍，2017年美国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随后对《濒危物种法案》、《国家环境政策法》进行修订调整，在全球环境污染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美国政府的行为无疑为全球保护环境事业蒙上了一层阴影。

三是与我国关系持续微妙，贸易规模整体保持稳定。特朗普执政期间大幅调整对华政策，不断破坏中美双边经贸合作关系，2018年美国大规模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强迫劳动”“种族灭绝”污名化手段迫使跨国企业禁用中国产品，通过“技术封锁”“国家安全”等理由禁止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使用美国产品和进入美国市场。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阻碍中美双边贸易来往，但市场供需推动双方贸易规模持续稳定，2017-2020年中美货物贸易额在波动中小幅增长，进出口总额从39530.53亿元增加至40614.88亿元，中美贸易合作已深入多个行业领域，在制造业、服务业、高科技等领域具有较强的产业互补性，两国企业将助力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

2017-2020年中美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过去几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影响外溢、贸易保护限制增多等不利因素影响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新的发展格局。

一是逐渐摆脱疫情困扰，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逐步摆脱新冠疫情影响，经济复苏成为各国面临的重大任务，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成为阻碍我国经济恢复发展的不利因素，外需疲软、内需不足、房地产金融危机等问题十分突出。在多重困难挑战交织叠加的环境下，我国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开放融合、人本内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特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绿色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人类的发展共识，开放融合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一体化发展，人本内蕴提升人民幸福美好生活水平，四大特征将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

二是外贸结构发生变化，新业态新产品增长迅速。随着科技水平的创新提升和新技术新模式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全球需求市场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商品在世界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2023年中国对外货物贸易出口3.38万亿美元，其中外贸电动载人汽车（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外贸“新三样”增速明显，国际市场颇受欢迎，相比2020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有所变化。2023年我国与美国进出口总额达到了0.66万亿美元，比2020年增加0.07万亿美元，其中电动载人汽车（新能源汽车）出口额由2020年1.12亿美元增长至4.53亿美元，锂电池出口额由2020年24.86亿美元增长至135.50亿美元，太阳能电池出口额由2020年4.42亿美元下降至1.06亿美元，外贸“新三样”在中美贸易中的变化幅度较大，中国新能源汽车已具有较强的全球竞争力，尽管美国对我国的光伏等产业持续施压，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但我国依旧在全球环保领域不断创新发展，积极为推进世界能源发展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三是中国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中国声音响彻世界舞台。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化，我国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发展，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RCEP协定自全面生效以来，中国与协定伙伴国家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措施，成员国之间经贸往来更加活跃，已初步形成共享红利、共促发展的区域合作新局面。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更多国际合作组织，中国寻求更多合作伙伴和扩展更广合作领域，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中国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方案“走出去”，不断提升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同时，近年来更多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频频引起全球轰动和成为各地关注焦点，前有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后有“电商出海四小龙” SHEIN 、Temu、AliExpress 、TikTok Shop，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企业在新兴领域爆发出震惊世界的力量。

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将会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新一轮的影响，中美两国关系势必变得更加复杂化。

一是关税调整影响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对中国开展长期频繁的贸易战，无疑严重影响两国之间正常的市场贸易规律，今年特朗普更是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如果其当选美国总统，将立刻对中国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尽管美国国会是决定关税的主要部门，不会做出太多激进行为，但美国总统仍可以利用特权加征关税，例如以“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由、《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等，特朗普必然在当选总统后对中美贸易产生巨大影响，但市场规律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我国应在中美贸易中灵活运用市场作用。

如果落实特朗普较为激进的“关税”主张，即对中国进口商品至少征收60%关税，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或20%的全面关税，中国民事银行预计加征关税将拖累我国出口下滑3%（未考虑通过转口贸易出口至美国等情形），同时会引发报复性关税。全美零售联合曾发出警告，美国消费者的年度消费能力由于增加关税，可能会损失多达780亿美元，导致服装、玩具、家具、家用电器、鞋类和旅行用品的价格飙升，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商品。

二是大肆宣扬制造业回流，诞生“逆全球化”现象。2023年，特朗普在竞选官网中提出未来制定“战略国家制造倡议（SNMI）”，不仅是特朗普本人宣传的“让制造业回归美国”，而且其副手万斯声称要大力支持制造业回流，奉行经济贸易保护主义，重振美国制造业工人阶层。自奥巴马政府以来，制造业回流便成为各届美国政府施政重点，美国制造业回流不是单一企业行为，将会导致大量供应商转向越南和印度等国。同时美国长期处于产业链高端，其制造业核心技术将被严格保护，不利于我国制造业稳定发展，加速中美制造业在国际上的直接竞争。

三是发动国际舆论攻势，限制中国商品全球流通。从大肆宣扬中国“强迫劳动”而禁止使用中国产品，到持续炒作中国“产能过剩”，美国在国际社会不断抹黑中国，歪曲中国产业发展政策，借此逼迫跨国企业禁用中国部分产品，限制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流通。在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阶段，特朗普持续炒作“反华”来拉升支持率，特朗普上台后，凭借其“优异”的演讲口才，势必会在多个国际场合诋毁中国，加上美国政府不断打出对华宣传战、舆论战，可能采取多种政治经济手段遏制中国发展。美国在国际社会影响力较大，其总统释放“反华”言论将对中国产生诸多不利因素，中美关系也将变得更加复杂。

面对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具备较大可能性的情况，我国也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为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一是用好市场经济规律，掌握贸易谈判主动权。中美开展贸易往来时间较久，贸易规模长时间占据两国市场重要份额，许多中美企业存在长期合作关系，中美市场相互依赖的格局短时间难以打破，因此，应借助或激活市场资本力量，推动两国企业友好往来，积极开展两国民间交流活动，形成以美国资本市场制约美国政府的局面。

二是拓展开发更多国际市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抓住当下多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热情的契机，既向各国共享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红利，又应借此机会强化与各国间的多领域合作，持续增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国地位。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鼓励更多企业、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在国际舞台发声，不断扩大中国与国际经贸链接边界，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三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我国制造业门类齐全，但国际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供应链低端，高端产品依赖国外技术或受专利限制，推动我国制造业从中低端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充分释放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增长红利，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鼓励更多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扩大我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应用领域的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

四是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发展，寻求更多更广更深领域合作。特朗普的上台对美欧关系影响较大，甚至会产生多领域的经贸冲突或摩擦，而近几年来中欧经贸合作关系日益密切，借助欧盟力量“对抗”是不错的途径，但是欧盟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在某些领域也与中国理念有所不同，应清楚的认识到单一的伙伴关系不能在世界舞台站稳脚跟，因此，我国在不同领域既要求同存异，又应与多个国家寻求更多更广更深领域合作，在全球复杂博弈局势中拥有更多实力，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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